这两个并不冲突，无论是减税还是扩大政府支出增加基础设施建设，都是积极财政的表现。
7月23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更好发挥财政金融政策作用，支持扩内需调结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确定围绕补短板、增后劲、惠民生推动有效投资的措施。会议认为，激发社会活力，推动有效投资稳定增长，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短板、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促进就业的重要举措。
之后7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更是提出把补短板作为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增强创新力、发展新动能，打通去产能的制度梗阻，降低企业成本。
在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蒋震看来，减税的预期效果比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更好。减税能增加投资获利，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政府来主导，但是现在需要的是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搞基础设施投资，需要精准把握投资方向，还要防止产能过剩、高杠杆。“稳投资稳增长，不能扩大地方政府杠杆，不能走老路，总结过去经济、城市发展用过的政策工具，只能选择相对好的。比较而言，PPP与BT、债券、贷款、平台融资等是具有优势的。”大岳咨询总经理金永祥告诉记者。
税负怎么减
财政部最近公布的7月财政收支情况数据显示，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为16081亿元，同比增长11.4%；1-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为107709亿元，同比增长14%。
数据显示，1-7月，比较大的税种收入增幅全部在10%以上：国内增值税38902亿元，同比增长14.9%；企业所得税29197亿元，同比增长13.4%；个人所得税9225亿元，同比增长20.6%。
远东控股集团党委书记、创始人、董事局主席蒋锡培在8月10日国务院召开的“降成本减负担专项督查座谈会”上提出若干建议，其中包括降低增值税税率、将利息纳入增值税抵扣、降低企业所得税、取消所有经济合同印花税、减轻个人所得税税负、降低社保费率等。
一位创业不到一年的服务业公司总经理告诉记者：“创业之后真的是感受到公司的税负太重了，现在税收对公司的影响特别大，老老实实交税的话，会把发展的潜力扼杀掉，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光求生存了。”
8月1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进一步落实好减税降费措施，尤其是营改增等减税措施要抓紧到位。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传导机制，采取建立贷款风险补偿机制等方式，缓解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多措并举降低企业成本。
国际税收专家、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叶永青认为，需要减税，但不能毫无目标的大范围减税。这也就意味着减税的方式不应是激进式的。大量的政府成本需要税收支撑，所以未来结构性减税是重点，比如增值税税率调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稳定或者小幅调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调整，此外，还需要尽快推出房地产税。比减税更重要的是建立税收征管制度的平衡。
基建如何发力
基建投资正在逐步发力。
财政部8月14日发布《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要求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进度。今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进度不受季度均衡要求限制，各地至9月底累计完成新增专项债券发行比例原则上不得低于80%，剩余的发行额度应当主要放在10月份发行。
财政部预算司消息，2018年1—6月，专项债券3673亿元。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安排地方专项债券1.35万亿元。这意味着，7月-10月，需要发行近1万亿元专项债券。专项债券有棚改债、交通债等种类。
在此之前的7月31日至8月2日，发改委投资司与中咨公司等有关单位组成调研组，赴河南、湖北、江西开展基础设施投融资实地调研。调研组依次与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襄阳市汉江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南昌水业集团有限公司等有关单位座谈。
一位参与了此次调研的专家告诉记者，此次调研主要是了解基础设施投融资的具体情况。除了各个地区的发改、交通、环保等传统基础设施类，也调研了一些城投公司。从地方调研情况来看，有一些地方有经验，有一些地方喊困难。发改委也在寻求有没有好的办法，来拉动基础设施投资。总体感觉，地方发展经济的动力欠缺，需要协调发展和控债的问题。
其实对于基础设施，一方面要求补短板，一方面是去杠杆，PPP会成为其的一个重要抓手。
金永祥认为，PPP的优势体现在，公开透明，政府易于管控。此外，竞争有利于效率提高。项目规模化，实现了产业化，管理水平提高。社会资本的介入，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地方政府盲目上项目，有利于科学决策。PPP具有可持续性，能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原来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在此轮的稳增长、稳投资中，拉动基建投资，成为重要的抓手。
叶永青认为，基建难度也很大，需要将政府主导的部分释放出来，将基础设施投资的市场化提升上去。基建需要投资的是在农村，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并不在高收入人群，重点在那数亿并不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群，提高他们的自身生产力和财富获取能力。对这部分人群所需的基础设施，需要增大投资，包括教育、民生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减税与基建并行，谈不上哪个是主导的方向，当然中间有一个财政协调的问题，理由是，减税的本质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一个利益分配，减税的效果要实现，需要有效的市场，现在市场缺乏信心。”叶永青告诉记者。
